年少胸有救国志一腔热血震山河

——一张“烈士证”背后的故事

坐落在美丽巫峡之口的巫山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这份证书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有些褪色，但是其边角却没有任何的破损，一看就是一直被精心保存着的。

 证书上印着国旗、国徽、华表，加盖了朱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带有红色阴影的金色“永垂不朽”字样位居正中，讲述着革命烈士的无上荣耀，和这荣耀背后的热血与牺牲。它，属于中国共产党员，伟大的革命志士，巫山人民的骄傲——李季达。

1900年1月10日，李季达出生在巫山县城关镇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天资聪颖，5岁入私塾，10岁入县立小学，15岁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李季达考入重庆一所半工半读学校，边做工边学习。在重庆的3年间，他十分关心国内外的政治消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同学中很有声望。

1919年7月，李季达瞒着家人，考上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入学后，他广泛阅读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与13位同学一道，组织成立“劳人团”，企图从教育入手，将“工读主义”作为“改造社会，解救中国”的救世良方。

 1920年7月，李季达取得赴法资格，和同学约好了于10月从上海启程，便先期回到巫山等候出发。有别于离家时的青涩模样，这时的李季达已是一位潇洒英俊的青年。回巫山这段时间，母亲忙着为他娶亲，哥哥们也忙着为他安排营生，都被李季达一一拒绝。他给家人讲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和社会发展前景，劝哥哥李伯康等不要买田地，把乡下的田产卖掉，不要剥削农民；安慰嫁在乡下的四姐：“不要难过，城里乡下都一样，今后都要靠劳动吃饭。”劝慰母亲：“人各有志，孩儿长大了，就该走自己的路。”

 谢辞了家人的挽留，李季达毅然远离家乡奔赴法国，去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1年1月20日，李季达和140多位赴法学生抵法国。不久，巴黎附近的勤工俭学学生发起“二二八”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李季达和“劳人会”（原“劳人团”，赴法后更名）成员对局势进行了讨论。对当时的中国公使陈箓勾结法国军警殴打、拘捕勤工俭学学生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

 4月，李季达进入克鲁梭史乃得公司钢铁机器工厂做工。他边做工边自修法文，广泛阅读书报。起初，他读了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后来他通过与先期赴法的其他先进青年的接触，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小册子，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放弃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的幻想，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李季达常与同志们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在华工中开展工作等问题。他与华工打成一片，教他们识字，向他们宣传革命。与“劳人会”同学一道勇敢地投入“反对中法借款”和“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参与将“劳人会”同其他勤工俭学学生团体联合的组织工作，组成留法勤工俭学会。一边做工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1922年春，李季达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同年秋，他转到巴黎近郊蒙达尼的橡胶厂做工，该厂团小组（时称少年共产党）把他作为发展对象。李季达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秋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春转为光荣的中共党员，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的一员。9月，李季达被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工作。

1925年4月，李季达启程回国，积极投入国内革命运动。来到上海不久，上海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李季达被调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天津人民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李季达把精力倾注于工人运动上。8月，天津总工会成立，李季达以总工会负责人身份，统一领导天津的工人斗争。发动了著名的天津纱厂工人大罢工和海员大罢工，给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厅以沉重打击。同时，李季达开展广泛的国民运动，使天津的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日渐高涨。

 1925年12月24日，冯玉祥带领的国民军赶走驻扎天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进驻天津。李季达主持召开欢迎国民军的万人大会，提出“国民军要与民众结合”的口号，适时转变斗争策略，以联合战线组织的名义，扩大反帝、反军阀的宣传，积极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和其他革命团体。同时积极认真地与国民党合作，为中共天津组织打开了半公开活动的局面。由于正确分析形势，对策得当，天津工人运动又从低潮转入高潮，工会组织实现大发展，联系工人10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四百五十余人。

 1926年3月，天津大沽口事件和北京“三·一八”惨案先后发生。李季达于3月21日召开天津“废约驱段”大会，强烈抗议日舰进攻大沽口和段祺瑞血腥屠杀北京请愿群众的滔天罪行。8月，李季达和傅茂公一起亲自指挥了北洋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其他工厂相继响应，工会组织纷纷重建，总工会组织再度成立。但再度兴起的工人运动，又遭到军阀和英国殖民者的镇压，很多党、团组织领导人被捕。李季达多方奔走营救。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残酷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浓烈的“白色恐怖”之中，李季达却格外镇定，积极采取措施保证党组织的安全。6月，中共临时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李季达任省委宣传部长、工人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8月，天津党组织的12位领导成员先后被捕，其中李季达及其夫人、中共天津市委妇运负责人王贞儒（王卓吾）于16日被捕。

在敌人的牢狱中，李季达化名李吉荣，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虽然受尽各种酷刑，几经昏死，但仍坚贞不屈。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给亲人们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对家人说：“这也许是我给家中最后的信，希望哥哥们听从我过去的劝告，不要买田，不要剥削人，要靠劳动养活自己。”他托人把信和一本当年在法国买的字典转交家人，作为永久的纪念。

 1927年11月18日下午1时，李季达同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长粟泽及青年团员、天津地毯三厂工人姚宝元3人被军阀褚玉璞押赴刑场。据当时天津《益世报》报道，李季达等虽“发须过长，但面不改色，立在囚车上大声疾呼，“打倒军阀，坚持到底等语”。李季达借敌人将他押赴刑场、游街示众的机会，向沿途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理想，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屠杀工农、摧残革命的滔天罪行。

 他大义凛然的临刑演说，“气壮山河，怒发冲冠，持续一个多小时”，“其壮烈情景，感天惊地。鹄立候观的津埠人民无不为之感动”。“在围观者人山人海的南市上权仙前刑场，他大声演说，并高呼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万恶的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最终，李季达还是在刽子手的枪声中倒下了，年仅27岁。